“信义行于君子，而刑戮施于小人。”这句话出自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笔下，表达在对待小人和君子之时，应该采用不同策略的观点。

小人和君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常一起出现的一对概念，是古代士大夫是礼法道德为标准对人进行的一种区分。君子道德高尚，品行高洁，所以应该施与信义，而相对的小人便是指品行不端，劣迹斑斑的人，对于这种人很难用道德教化，所以应该用刑罚使他们感到畏惧。

其实，欧阳修的这句议论是针对唐太宗纵囚一事有感而发。贞观年间，唐太宗在巡查牢狱之时，下令将三百多名死囚犯释放，让他们能够回家与家人团聚，只是过年以后必须如期回到监狱。欧阳修对唐太宗的这一做法很不赞同，所以写了《纵囚论》来发表自己的观点。

那么，唐太宗纵囚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01唐太宗纵囚

唐太宗纵囚一事，还得从贞观六年说起。

按照唐朝的惯例，君王会不定期到监狱录囚，也就是检视囚犯的意思。主要目的就是看一看有没有受冤屈的犯人和未能及时审判的案件。贞观六年，也就是公元633年，唐太宗按照惯例在监狱检视完毕之后，没有发现含冤受屈的犯人。但是还没等他高兴，犯人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。

原来狱中有390名死刑犯，他们虽然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，却十分想念自己的家人，希望临死之前能够回家和自己的父母妻儿最后团聚一次。唐太宗听见这些囚犯诚恳的请求，也觉得于心不忍，于是下令说你们可以回家探亲，但是来年秋天行刑之前，你们必须回来。

君王下了令，刑狱立马就放人，于是这390名死刑犯就这样离开了监牢，回到了自己家中。但是人们心中都在猜测，这些逃出生天的死刑犯真的会如约回来吗？毕竟回来就代表要被秋后问斩啦。在生死面前，又有多少人能够守住与唐太宗的约定呢？

时间转眼到了第二年秋天，死刑犯们一个个都回来了，但是，一直到了约定的最后一天，回来的囚犯还只有389个，有一个人迟迟未归！刑狱官员通过点查名册发现，未能如约回来的这个人叫徐福林，家就住在京畿附近的扶风。

这让大家都非常气愤，甚至连如约归来的死囚犯都为这唯一一个失信的人感到不耻，正在这时，一个人乘着牛车慢慢地走近了大家。原来他就是徐福林，他并没有违约，只是由于年纪老迈，在归来的途中又生了一场病，所以才回来迟了。

唐太宗看到这个结果，也十分满意，对于这些死刑犯能够生命和信义之间选择信义，全部如约回转刑狱的行为十分欣慰，为了表示对他们守信的嘉奖，唐太宗直接下令赦免了他们的死罪。

总之，一群原本毫无生路的刑徒，因为信守承诺，所以竟然意外地死里逃生了，也算得上是历史上的一段佳话。后世史家也经常引用这段历史，来表示对唐太宗的赞美。

不过，为什么唐太宗可以轻松地赦免这些囚犯呢？这就要说到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了。02德主刑辅的古代司法

其实，刑罚一直不是古代法律提倡的主流，在中华数千年的法律理论和实践中，中国古代的司法形成了一个基本特点，那就是德治为主，刑罚为辅。

追根溯源，德治来源于儒家，也就是用礼仪道德去敦风化俗，以达到教化百姓的作用，而刑罚主要来源于法家，即以严刑峻法使民畏惧，不敢轻易去触碰律条，以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。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，这两种观念并非割裂，而是一直相辅相成。

秦朝利用法家思想变法图强，打败东方六国，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，所以法家也一度成为秦朝的统治思想。然而，秦朝二世而亡，也说明了单依靠刑罚或许可以短时间内提高一个国家的竞争力，却难以长久。

汉武帝之后，儒家思想成为了思想界的主流，但是此时的儒家思想早已经不是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了。汉儒董仲舒、贾谊等人来吸收前代兴亡的经验教训和前辈思想家的著书立论，提出了“德刑并用”的观点。事实上，这是一种杂糅了儒法两家思想的理论成果。

从那以后，德刑并用的观点也渐渐成为了中国人的共识，自古流传的俗谚“法不外乎人情”正是这种观念在民间的体现。所以，唐太宗提出要将原本判处死刑的390名刑犯全部释放之时，才没有人跳出来反对，乃至后世史家也多用此事夸耀唐太宗的的德治和仁政。

当然，除了“德主刑辅”的法律观念影响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唐太宗是皇帝。

古代的法律上约束百官，下约束万民，却管不了皇帝。皇帝凌驾于法律之上，或者说皇帝本人就是法律，皇帝说的话就是所有人都不能违背的金科玉律。所以，唐太宗纵囚才会被当成理所当然。

总之，由于德治和人治等传统观念的影响，历代史家对于唐太宗纵囚的行为都是表示夸赞的，司马光在编纂《资治通鉴》之时，特意将这件事写了进入，也是为了当作唐朝贞观之治的一个例证。

然而，反对的声音虽少，却并非没有，宋代的欧阳修便是其中一个。

03欧阳修与《纵囚论》

欧阳修是一代文学宗师，他的许多史论文章都有理有据，鞭辟入里，令人信服。而《纵囚论》便是专门针对唐太宗纵囚一事而写。

在文章中，欧阳修指出了纵囚一事的不合情理之处。他采用了传统的小人君子观念，认为舍生取义是很多君子都做不到的事情，而作奸犯科，以至被判处死刑的人又称得上是小人中的小人。一群小人中的小人，做了君子都不一定能做到的事情，难道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？

当然，有人会说是这是唐太宗德行感化的结果。但是，事情发生在贞观六年，唐太宗的仁政教化已经推行了六年都没能感化这群人，他们依旧触犯法律，犯下了死罪。现在通过一件事就能让他们所有人弃恶从善，拥有高尚的道德，这合理吗？

最后，欧阳修得出的结论是，君王不应该为了沽名钓誉而去做一些违背情理的事情。像纵囚这类事情，偶尔为之尚可，却不能成为常态，如果成为了常态，所有罪大恶极之人都可以借此免死，那么法律的公义何在？

总之，欧阳修的这篇文章也是很多人对于唐太宗纵囚一事的共同看法，通过释放死囚来彰显德行教化的作用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敦风化俗的作用，但是同时也忽视了法律的威严。总结

虽然唐太宗纵囚一事，一直以来褒多于贬，但是我们以现代人的目光却不难发现其中最为恐怖的一点，那就是统治者对于司法的直接干预。司法是有其自身一整套程序的，但是封建帝王却可以跳过这一套程序，直接决定囚犯的生死，这不能不让人觉得不寒而栗。

唐太宗是明君，所以他干预司法，并没有产生太大的恶果，甚至有好的作用。但是假如换成一个昏君呢？假如在牢狱释放出来的是一群穷凶极恶之徒呢？这是很值得后人反思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