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的“西安事变”不仅改变了当时我党以及红军的状况，还改写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，世界格局也随之改变。

毛主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出来。”从中足以看出西安事变对我党有多重要了。

张学良、杨虎城

西安事变结束后，经常有人设想，如果没有发生西安事变的话，那么红军的命运将会怎样？面对这一疑惑，徐向前给出回答：“我们早已准备了新的长征。”

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他所说的新的长征又是什么呢？

张学良对共产党的看法发生改变

张学良晚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：“国民党之所以打不过共产党，最重要的便是国军没有中心思想，缺乏统一信仰。”这一结论来自于他早年的自身经历。

1934年1月，张学良收到蒋介石的急电，让他立即回国。他先后担任鄂豫皖三省“剿匪”司令部副总司令、武昌行营主任等职务。

当年东北军和苏区红25军交火，本以为凭借着出色的兵力和武器装备，足以将我军消灭。谁曾想，东北军接连失败，还被歼灭好几个连队，这也令张学良不得不重视起红军。

张学良深知“知己知彼百战百胜”的道理，因此他开始了解共产党和红军，开始反思失败的原因。然而不管他收集多少关于我军的资料，都不能战胜我军。

1935年9月，张学良担任西北“剿匪”副总司令期间，由于总司令不在，便代行总司令的职务，随即发动对陕甘宁根据地的第三次“围剿”。

从10月到11月底，张学良所指挥的东北军损失近3个师的兵力，这一结果令他十分震惊。后来他在《自述》中写道：

“共产党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长途跋涉，本以为早已疲惫不堪，哪知还能战胜东北军，这是值得反思的。”

此时，胡宗南对张学良说：

“红军就像是洪水，是打不完的。红军在一个地方吃亏，他们就会走；但我们被命令守在一个地方不能动，就像坐牢似的，所以和红军打仗，就像是无期徒刑……”

张学良听后点点头，说：“是啊，如果继续和红军纠缠下去，我们只有一个结局，那就是全军覆灭。如此一来，别说回家了，连保下性命都很难，必须要找到新的出路！”

1935年11月，张学良在南京出席会议期间，曾秘密前往上海找爱国人士李杜等人，希望通过他们了解共产党以及和共产党取得联系。

1936年，董健吾得知张学良想要联系共产党，便将这件事告诉给宋庆龄。宋庆龄思索片刻后，对董健吾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就把刘鼎介绍给他吧！”

通过董健吾的介绍，张学良认识了共产党员刘鼎，并从他的口中获得很多关于我党的介绍：

“红军都是自愿参军的，不会逼迫任何人，官兵平等，上下团结一心；他们还有远大的理想和革命信念，因为要保护自己的土地和家庭……”

在刘鼎的介绍下，张学良对共产党的态度发生转变，甚至开始接济我军。

给养困难，张学良伸出援手

1936年1月，被红军释放的东北军第107师第619团团长高福源，架起了我党和东北军联络的桥梁。

1月16日，高福源带着大量物资来到瓦窑堡，除此之外还带来了请求红军派人面谈的好消息。

1月19日，时任中央联络局局长的李克农跟随高福源来到洛川，和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联系。

出于对张学良的期望以及其实力，毛主席给李克农发去电报：

“向对方表示，我军愿意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和东北军合作，如果他们有诚意抗日反蒋的话，我们也能帮助他们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，从而帮他们回家。”

1月20日晚，张学良赶到洛川和李克农见面。当李克农提出“休战”、“经济通商”等事情的时候，他当即表示赞同。会谈结束后，张学良还转赠给我军1万元，彻底打开接济中共和红军的大门。

张学良之所以如此急迫地和我军合作:

一来是他身负国仇家恨，对日本人深恶痛绝；

二来，蒋介石之所以安排东北军“围剿”红军，既有消灭红军的意思，也有削弱东北军的意思。

如果没有西安事变，我军会开始第二次长征

就在张学良和我军合作之际，安定了两广事变的蒋介石担心红军会师大西北，于是亲自前往西安部署“进剿”计划，这也打乱了我党和张学良商定的计划。

徐向前

一时间，我军刚刚会师的8万部队的补给遭遇困难，特别是冬衣极其缺乏。迫于给养困难导致的生存问题，毛主席曾一度想过放弃陕北，准备实行战略大转移。这便是徐向前所说的“新的长征”。

当张学良得知中共想要进行大转移后，连忙挽留道：“请你们再坚持一两个月，看看西北的局势再说。”此时，张学良的心中已经开始谋划“西安事变”了。

张学良极力挽留，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，毛主席也不好再说什么走的话，便点头说：“好，那我们就再等上一两个月。”

1936年12月12日，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著名的“西安事变”。由于此事是严格保密的，因此毛主席和我党领导人并不知情。当这一消息被传到陕北后，毛主席、周恩来等人震惊极了。

12月13日，中央连忙召开会议，毛主席率先发言：

“这一事变是革命的、是抗日的，也就此打破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。如今有上、中、下策，也就是放、不杀不放和杀。”

他顿了顿继续说：“从目前争取和平的前途来考虑，我觉得放才是上策，放了蒋介石更有利。”而张学良和毛主席的想法不谋而合，他也认为放了蒋介石是最好的。

12月23到24日，周恩来根据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，在西安和张学良、蒋介石等人进行一系列的谈判。经过不懈的努力，蒋介石被迫接受“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”的主张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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